所谓“数往知来”：纪晓岚用周易测考试
先举《左传》二例以观古人之占。《左传•昭公十二年》：
“南蒯之将叛也……枚筮之（不指其事，泛卜吉凶，。遇《坤》匪之《比》圍（《比》，《坤》六五爻变），曰：‘黄裳元吉。’(《坤》六五爻辞认为大吉也。示子服惠伯曰：‘即欲有事，何如？’惠伯曰：‘吾尝学此矣。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外强内温，忠也（《坎》险，故强；《坤》，故温。强而能温，所认为忠）；和以率贞，信也（水和而土安，正和、正信之本也），故曰：“黄裳元吉。”黄，中之色也；裳，下之饰也；元，善之长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（言非黄）；下不共，不得其饰（不为裳）；事不善，不得其极（失中德）。'外内倡和为忠(不相违也），率事以信为共（率犹行也），供养三德为善（三德，谓正直、刚克、柔克也），非此三者弗当（非忠、信、善，不当此卦）。且夫《易》，不行以占险，将何事也？且可饰乎？（“夫《易》”犹“此《易》”，谓“黄裳元吉”之卦，问其何事，欲令从下之饰)中美能黄，上美为兀，下美则裳，参成可篮（参美尽备，吉可如篮），犹有阙也。筮虽吉，未也。’（“有阙”，谓不参成）”
南蒯将叛，筮得“黄裳元吉”认为大吉，而惠伯结合贞问者的具体情况，认为“黄裳元吉”是中和之美，不能用于占凶险之事；且黄裳又是美饰，亦不能用于凶险之事。故而认为南蒯不能当此爻辞。惠伯之占否定了南蒯“大吉”之占，实以此反对南蒯欲叛之心。
又如《左传•襄公二十五年》：
齐棠公之妻，东郭偃之姊也。东郭偃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吊焉，见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“男女辨姓。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行。”武子筮之，遇《困》之《大过》，史皆曰：“吉。”示陈文子，文子曰：“夫从风（《坎》为中男，故曰“夫”，变而为《巽》，故曰“从风”），风陨，妻不行娶也（风能陨落物者，变而陨落，故曰“妻不行娶”）。且其繇曰：‘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’（《困》六三爻辞）‘困于石’，往不济也（《坎》为险、为水，水之险者，石不行以动也）。
‘据于蒺藜’，所恃伤也（《坎》为险，《兑》为泽，泽之生物而险者蒺藜，恃之则伤）。‘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’，无所归也（《易》曰：“非所困而困，名必辱；非所据而据，身必危。”既辱且危，死其将至，妻其可得见邪？今卜昏而遇此卦，六三失位无应，则丧其妻，失其所归也）。”崔子曰：“嫠也，何害？先夫当之矣。”遂取之。
今按：《困》之《大过》，《困》卦六三爻变，故陈文子即依《困》卦六三爻辞占之，认为凶。其实即使以变卦《大过》九三爻辞“栋桡，凶”来占，也仍是凶。而众史之皆曰“吉”者，无非欲巴结崔武子。当然一定要巴结，理由也找得出，即《困》卦卦辞有“亨，贞，大人吉，无咎”，引证一下也是很方便的。而崔武子本人更是出了奇兵，认为棠姜是个寡妇，一切凶象都巳应在她的前夫身上，坚持娶了棠姜。
由《左传》这件事，很自然地使我想起《周易古篮考》记载的关于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纪昀的轶闻：纪昀年青时应乡举，教师为他卜卦，筮得《困》之六三，即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”。师以此卦为不吉，纪却说：“吾尚未娶，何妻之可见！‘不见其妻’者，莫之与偶也，恐中解元耳。
‘困于石’者，或第二名名字有石字，或石旁也。”据说发榜之后，纪昀公然位居第一，第二名则石姓也。而更有奇者，第三名姓米，盖因“米”字字形像蒺藜的形状，故曰“据于蒺藜”也®。
不论事之真伪，纪晓岚与春秋时的崔武子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一个认为娶寡妇，夫的凶都已应在前夫身上；一个认为己未娶，夫的凶还应不到自己身上。这或许也能够称为理论联系实际罢。
对于相同的卦象或其所系之辞作出不同的解释，不但是正常的现象，并且还有其必然的道理。由于书上记的是以往的经验，现在面临的是眼前的事情，且意图是要预卜（预知）未来之事。既然各人有各人的“眼前”，当然“未来”也不行能全然共同。因而“占”的结果也不行能完全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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